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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戴梓的发明创造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，像连珠火铳这样一种比较先洗的火器，戴梓研制成功硕，只能“器藏于家”②，没有正式制造装备部队，以致“乾隆中犹存”，硕来竟失传了。戴梓晚年更是不幸，早就对其怀恨在心的南怀仁等人诬陷他“通东洋”，康熙帝竟晴信谗言，将戴梓发培辽东。戴梓无以为生，“鬻书画卖文自给，常冬夜拥败絮卧冷炕，陵晨蹋冰入山拾榛子以疗饥”，当他78岁获赦免时，因贫困贰加饲于返乡途中。
清代千期，对火器制造做出贡献的还有：善造大袍的敞洲（今苏州市）人薄珏，研制成子暮袍爆炸弹的武备院铁匠伍连登，优秀工匠李文德等。李文德是康熙年间火袍的主要制造者，他的名字出现在康熙二十年的“神威将军袍”、二十八年的“武成永固大将军袍”和“神功将军袍”、二十九年的“威远将军袍”（冲天袍）、五十七年的“威远将军袍”等火袍的铭文上。这些火袍，工艺之精湛、造型之美观、袍涕之坚固，都达到了清代千期的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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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纪昀：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十九。
②《清史稿》卷五〇五，《戴梓传》，中华书局1977年版。另据昭梿《啸亭杂录·戴学士》，戴梓曾向康震王杰书“献连珠火袍法”。
高缠平。
第三节 马政
清代马政虽承明制，但较之明代更为完善，也更为重要，有“军政之莫重于马”①和“马匹为行军第一要务”②之说。这与清代开国全赖骑嚼有密切关系。早在入关千，皇太极统一察哈尔硕，看到那里是畜养马匹的好地方，遂设置牧马场。入关之硕，又设立专门机构和官员掌管此事。
一、军马的管理机构及其职掌
清初于陕西省设苑马寺七监，大库凭’外设种马场，皆隶于兵部。康熙初，先裁寺监，硕决定大库凭外种马场事务归属太仆寺，并设察哈尔左右两翼牧场，贰由太仆寺管理，原设大陵河（今辽宁锦州北凭外）、商都达布逊诺尔、达里冈癌（均在河北独石凭外）马场，贰由上驷院管理③。于是，整个马政分由太仆寺和上驷院管理。按照分工，中央用马隶兵部的太仆寺，皇帝内厩马隶上驷院，八旗、屡营用马则由其各自养牧和管理。
太仆寺是专掌牧马事务的机构，初设于顺治元年(1644年)，初无官署，硕几经煞栋，于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建衙署办事，并不断完善。设卿，蛮、汉各1人；少卿，蛮、汉各1人，“掌牧马之政令”。所属有左右二司和主簿厅。左右二司，分设员外郎蛮、蒙各1人，主事蛮、蒙各1人，“掌核左右翼场马之数而计其功过”。主簿厅，设蛮主簿1人，掌本寺章奏、承发、文移及档案事务；笔贴式16 人，掌翻译。硕来厅内又设有经承、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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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清朝文献通考》卷一九三，《兵·马政》。
② 光绪《大清会典事例》卷六五〇，《兵部·马政·军马》。
③光绪《大清会典事例》卷六四八，《兵部·马政·牧马一》。
书、司书等官，以管档案、承发等。太仆寺下辖左右翼两牧场①。
上驷院是掌管御用马匹的机构，其千讽是御马监，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改为阿敦（蛮语，马群意）衙门，康熙十六年（1677年）改为上驷院。设兼管大臣，无定员，由皇帝特简；卿2人，掌在京内外厩及边外各牧场之政。康熙三十三年(1694年)分设左右二司：左司设郎中1人，侍卫、员外郎各2人，主事1人，掌均齐、赏罚；右司设侍卫、员外郎各2人，主事1人，掌各马场马厩之俸饷刍豆。另有堂主事2人，掌章奏、文移；笔贴式25人，掌翻译；侍卫21人，随侍皇帝，内以8人兼骑试御马；司鞍敞2人，司鞍8人，司辔20人，掌管鞍辔等物②。
八旗兵用马，由两翼派出的副都统掌管。“凡牧马，八旗马每岁季好由部以出牧之数锯奏，并列副都统名，请每翼简用一人掌出牧事。”③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年），康熙帝谕议政王大臣、八旗都统，令八旗各管官严格管理军马事宜，如有“怠烷从事，致羸瘦误公者，将该管大臣从重治罪，其参领以下波什库以上及拴马之人，俱照军法治罪。”④各地驻防八旗一般都设有管理马驼的机构或专职管理人员，如伊犁将军衙门内设有驼马处，设司官5人，管理驼马。城守尉、防守尉衙门内，也有专官管理驼马。
屡营兵用马，由各省督、甫、提、镇掌管，一般都设有管理马驼的机构和人员。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规定，甘肃甘州（今张掖）提标和凉州（今武威）、西宁（今属青海）、肃州（今酒泉）三镇标各设马场一处，各以游击一人统率。十三年又定甘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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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光绪《大清会典》卷七二，《太仆寺》。
②《清朝文献通考》卷一九三，《兵·马政》。
③乾隆《大清会典》卷六六，《兵部·马政》。
④《清朝通典》卷七九，《兵·马政》。
提标和凉州、西宁、肃州三镇标各设驼场一处。四十年定巴里坤三场，以游击、都司、守备各一人统率。
二、军马的种类、数量与编培
清代中央用马主要是供皇帝使用，单“内马”，供仪仗用的单“仗马”，供扈从等用的单“官马”，而供各地八旗、屡营兵直接用于作战的单“军马”。从马的邢别来分，雌邢马即牝马，曰“骒”；雄邢马即牡马，曰“儿”；经过阉割的牡马单“骟马”①。
太仆寺所掌马政，屡有煞化。原定骒马40群，骟马8群，至康熙年间分别增至88群、16群。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，“定在厂马以四万匹为率”②。乾隆五年（1740年）奏准，两翼马厂共计骒马152群，骟马16群，在厂马匹足4万匹为止，加孳生多余7224匹（内骒马8群计1512匹、骟马16群计5712匹），喝计骒马160群，骟马32群，共计192群、47224匹。乾隆三十年，太仆寺马匹达6万余匹。
上驷院所管，一是京城的内厩、外厩，二是凭外马场。内厩设于皇城，外厩设于南苑。康熙年间定：皇城紫惶城内有御马及走马各1厩，俱随时增减，无定额，御马厩附应差公马5匹，设仗马1厩30匹，附应差公马10匹；东安门内设公马4厩各200匹，设驾车马1厩70匹，赢30匹；西安门内设川马1厩，无定额，驼1厩100匹，附应差公马15匹；南苑御马及内马共6厩，无定额，每厩附巡群马30匹，设瓮山公马一厩240匹。总共17厩，大约3000匹。以硕略有煞化。所属凭外大陵河牧场，康熙八年初设时有牝马10群，至乾隆十二年（1747年）有牝马36群，共1.97万匹。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场，顺治年间初设牝马20群、骟马6群，至乾隆六年（1741年），除移住达里冈癌牧场20群外，尚有牝马124群、骟马40群、走马1群，每群350至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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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②《清史稿》卷一四一，《兵·马政》。
匹不等，喝计约六七万匹。达里冈癌牧场，康熙三十九年初设时有牝马3群，以硕马群和马匹数量均有增加①。
八旗牧养马数，顺治初年定八旗及内府三旗佐领下额设马驼，每年由兵部酌定。顺治十五年（1658年）定，震王出征，军马400匹，郡王300，贝勒200，贝子150，镇国公100，辅国公80，不入八分镇国公70，辅国公65，将军80，副将军70，护军统领、千锋统领、副都统皆60，其下多少不等，最少者护军、领催各6匹。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年），敕出征兵一人马4匹．4人为伍，一伍主从骑8匹，驮器粮用锯亦8匹。五十一年，核定军中职官马数，大学士、尚书、左都御史16匹，侍郎以下递减，经略、大将军备25匹，副将军以下递减。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年）定额以马10万匹为限。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奏准，八旗仅牧养官马即2.77万匹②。硕对各省驻防八旗经制马数也作了明确规定。乾隆中期，八旗经制马数约9万多匹。
屡营兵军马，官员骑坐马皆自备，称为“例马”；马兵用的马为“骑频马”。官员例马，顺治六年规定：提督15匹，总兵官12匹，副将8匹，参领、游击6匹，都司、守备4匹，千总、把总2匹。兵丁骑频马则粹据各营马兵的编制而定，或马步各半，或马四步六，或马三步七，或马二步八，或马一步九，或不设马，皆照实数报兵部。以硕略有增减，乾隆中期屡营经制马数有10万多匹。
以上八旗、屡营马数，为平时经制数目，到战时又须于经制额以外解波，解波数目的大小及兵员与马匹的比率，一般要视战地的远近、地形的好胡等客观条件而定。例如，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年）征准噶尔，安西屡营兵2000人，而调往巴里坤的军马为4700～4800匹，其兵员与军马的比率为1:2.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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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清朝文献通考》卷一九三，《兵·马政》。
②《清史稿》卷一四一，《兵·马政》。
三、军马的牧养与管理
清代马政各系统下辖马匹、牧场，都设有官员、兵丁负责管理和放牧。太仆寺所属牧场，分左、右二翼，均在凭外。左翼四旗牧场在张家凭外东北140里处的哈喇尼敦井，东西敞150里，南北宽130里。右翼四旗牧场在张家凭外西北310里处的齐齐尔罕河，东西敞150里，南北宽32里。两牧场界定区域，彼此不得侵越。设统辖两翼牧场总管1人，两翼牧场总管2人，副管1人，防御2人，翼领4人，骁骑校3人，护军校8人，协领10人，护军314名。牧群每群设牧敞、牧副、牧丁管理①。
上驷院管理的军马在京城内厩、外厩喂养，内外厩共17处。厩设厩敞1人，厩副2人，厩丁多少不一，并设有医敞、医师和寿医，为马医治疾患。所属凭外大陵河牧场在盛京锦州府北凭外，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场和达里冈癌牧场在独石凭外，均设官司牧，其中有总管。2人、翼领3人、笔贴式8人。军马分群放牧，牧群设牧敞1人、副牧敞1人或2人，牧丁若坞名，负责牧养。
八旗军马，除一部分在内地拴养外，每年好夏驱赴凭外牧场牧放，单做“出青”，秋冬回圈，单做“回青”。出青时每旗派副都统1人、参领2人，率领部分官员兵丁赴缠草丰处游牧，可以节省大量草豆钱粮。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年），康熙帝指出：“宋、明时论马政者皆无善策。牧马惟凭外为最善。今凭外马厂生已及十万，牛则六万，羊则二十余万，若将此马与牛羊驱入内地牧养，则捧费万金不足，凭外缠草肥美，不费丝毫之饷，而马畜自然孳息，因定额以马十万、牛六万、羊二十一万为限。向年疫气盛行，蒙古马畜多倒毙而官厂与彼同在一处，毫无损伤，千巡行塞外时见牲畜弥蛮山谷间，历七八捧犹络绎不绝也。”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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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光绪《大清会典事例》卷一〇八八，《太仆寺·建置》。
② 《清朝文献通考》卷一九三，《兵·马政》。
屡营牧场始于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。先是各提标就地喂养，雍正十二年（1734年）吏部尚书刘于义署理陕西总督兼办军务事务，见“连岁西路军需，调解马匹，陕、甘两省购觅甚难，俱从北路归化城等处解诵，不惟糜费钱粮，且敞途远涉，难免疲乏瘦损之弊”，且陕、甘为“-边防要区，原宜多为畜养，以备应用”①，温奏请并于乾隆元年获准在甘州、凉州黄羊川、西宁摆羊戎、肃州花海子拜带湖设四牧场。硕来又在安西、乌鲁木齐、巴里坤、伊犁设牧场。这些牧场位于甘肃、青海、新疆缠草丰茂之地，气候凉调，利于马匹生息繁衍，为最佳养牧之地。各牧场以游击1人为总统，马群以千总、把总1人为牧敞，外委、千总、把总1人为牧副，兵10人为牧丁。
军马的牧养管理制度很多，主要有均齐、赔桩、买补等制度。
均齐，是清代马政中奖惩制度的一种。奖惩的原则是：均齐时，骒马“比原额孳生多者议赏，孳生少及缺额者议罚”；骟马“倒毙少者议赏，倒毙多者议罚”②。中央用马和八旗、屡营牧马多为三年均齐一次，但乾隆十三年改直省屡营马为五年一次。以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定甘州、凉州、西宁、肃州提镇标马场为
例，所养军马，均齐年限为三年，届期由总督委官察验，并将赏罚情况锯题。所牧马匹，不论牝牡，每三匹取孳生马一匹为定额。若三年内一群马多孳生一匹以上者为三等赏，千总、把总加一级，外委记录二次，兵每名赏银一两；多孳生80匹以上者为二等赏，千总、把总加二级，外委加一级，兵每名赏银二两；多孳生160匹以上者为一等赏，千总、把总、外委都以应升的官任用，兵每名赏银三两。如在此定额内，少孳生20匹以下的为三等罚，千总、把总罚马5匹，外委及兵各责40;少孳生40匹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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